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一、宏观刺激政策要刺激什么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去年全年增速达到5.2%，今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

　　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不足的起因区别开来，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导致了总需求不足。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问题，更要紧的是会贻误有利时机。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体上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增加投资。认为中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目前可以投资的领域还不少，空间还很大，仍然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维持甚至提高宏观增速。但真实的问题是，与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资比重已经过高，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

　　另一种更具主流性的观点是扩大消费。认为总需求不足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流行的主张是仿效发达国家进行“直升机撒钱”。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的问题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真实的问题是，在我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内需不足的重点何在，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扩大内需，这样我们才能在深一个层次上理解和解决扩大内需问题。

　　二、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两个重要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经历过类似增长。这种增长快速吸收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

　　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速。这种变化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转变。一个可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人口，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

　　在这种过程中，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

　　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经济增长就开始减速。

　　另一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结构；另一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低收入群体比重低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时间。

　　在转折点以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供给不足，在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通胀，这一时期主要是供给能力形成阶段。转折点之后，主要约束成为需求不足，事实上，需求相对下降正是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胀压力转为通缩压力，或价格上升压力转为价格低迷压力。

　　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这个时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节点。二战以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的国家在这个节点上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三、如何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首先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城市集聚效应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在传统农村地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与发达经济体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6%，户籍城市化率为48.3%，而发达经济体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过80%。

　　以往我们重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忽视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这一条应该是我们现阶段扩大消费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底层逻辑。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

　　从制度层面看，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所体现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不平等；三是财产（不动产）权利不平等。

　　四、不能简单仿效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

　　中国经历的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长，都显著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动能主要来源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结构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结构性潜能。这方面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领域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中国经济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在这一时期，宏观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稳定与平衡。作一个不大准确的比喻，现阶段如果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概影响的是1%，其余4%取决于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体制政策环境。改革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条件。

　　需要说清楚现阶段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折旧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整体走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了。

　　随着中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释放结构性潜能的改革相应转到需求侧。在继续推动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重心将会转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然而，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还有观点认为，改革不能解决短期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货币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改革就是开放权利。这些年来，中央关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词语是“允许”、“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许、不可以做的事情放开了，居民的权利就相应增加了。允许、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权利增加了，就可以发现新的交易机会，而正常的市场交易要“一致同意”，对双方都有好处，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增量或“增加值”。交易增加相应扩大货币需求，扩大信用，进而实质性地扩大需求和供给，特别是需求侧改革能够更多地扩大消费需求。简而言之，改革扩大权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进而实质性扩大需求。如果不通过改革把被不合理体制政策束缚的交易机会解放出来，即使增加货币，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会增加货币空转。

　　五、建议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实质性扩大终端需求，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应推出一揽子刺激 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举措，以财政政策为主，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紧密配合，产生扩消费、稳增长、防风险的综合效应。具体包括10万亿刺激规模、两大突破口和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刺激计划在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也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质性地扩大内需。在宏观上则可提升总需求水平，缩小与总供给的缺口，带动GDP平减指数转为正增长。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的精神。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精神。重点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尽可能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意义。

　　提出并实施上述经济振兴方案，短期内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上总需求不足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同时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也将为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责任编辑：梁斌 SF055

吴国梁（记者 章汉夫）09月22日,来源：环球网【环球网报道 记者 李梓瑜】据《韩国先驱报》11日报道，美国正加紧向韩国施压，要求其配合美方对华出口管制，敦促韩国只向盟国提供高带宽内存（HBM）等先进芯片。中方此前多次就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表明立场，坚决反对美方胁迫其他国家搞对华出口限制。报道称，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副部长埃斯特维兹当地时间10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2024年韩美经济安全会议”上，呼吁韩国芯片制造商向韩国盟国而不是中国等国供应HBM芯片。当地时间10日，埃斯特维兹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2024年韩美经济安全会议”上讲话 图自韩媒“有三家企业生产HBM芯片，其中两家是韩国企业”，埃斯特维兹说，“对于我们来说，发展这种能力并使其满足我们自己和盟国的需求非常重要”。报道说，对于美国可能对HBM芯片销售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郑仁教称，韩国政府预计将就此事与美国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0日，郑仁教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2024年韩美经济安全会议”上讲话 图自韩媒报道称，郑仁教在这场会议结束后对记者说，“当三家（生产HBM芯片的）企业中有两家是韩国企业时，（出口限制）就会对我们产生很大影响”，“在（美国）没有发布任何官方声明的情况下，我无法发表评论”。他同时称，美方将与韩方合作，解决韩国企业的担忧。《韩国先驱报》提到，埃斯特维兹还重申美国会推动对量子计算和全环绕栅极（GAA）尖端芯片制造工艺等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并敦促韩国也加入其中。“我们希望韩国能尽快宣布他们也将实施这些管制措施”，他还说。《韩国先驱报》称，韩国专家建议韩国政府和芯片制造商应继续与美国进行谈判，以尽量减少对该产业的负面影响。韩国工业经济与贸易研究所一名研究员称，“与日本和荷兰不同，韩国无法100%与美国出口管制措施保持一致，因为韩国高度依赖对华出口”。据韩联社此前报道，自2022年10月美国针对中国加强半导体出口管制以来，美国一直在向盟友施压，要求实施类似的出口管制。据消息人士透露，起初，半导体技术水平较高的荷兰和日本是美国的施压对象，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美方对韩方施压力度愈发增强，甚至点名韩国的特定企业，将韩国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当成问题。关于美国要求韩国企业不要将产品出售给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前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对美国对华芯片的出口管制表明立场，美方这种行为完全是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利益，胁迫其他国家搞对华出口限制，这种做法严重违反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破坏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损害的不仅是中国企业的利益，也将损害其他相关企业的利益。中方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也希望有关国家政府和企业能够与中方一道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延伸阅读美国制裁下 中国大陆购买芯片制造设备增长62%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大陆仍是全球最大、增长最快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因为在美国制裁之下，我们正努力实现技术自给自足。图为2024年5月，中国淮安一家光电科技公司加工芯片的车间中国大陆正在坚定地加大对芯片制造设备的支出。全球芯片行业协会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9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芯片制造设备（包括晶圆加工、组装、封装和测试工具）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同比增长62%，达到120多亿美元。数据还显示，2024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在采购芯片制造设备上花费了247.3亿美元，超过了同期中国台湾、韩国、北美和日本的总支出236.8亿美元。其中美国占了北美支出的大部分。2022年10月美国出台更严格芯片出口管制的结果之一，是推动了中国企业对芯片制造设备的购买。美国著名财经网站CNBC说，这笔巨额投入体现了中国政府为实现芯片自给自足而做出的努力，以对冲西方阵营可能进一步阻碍其获取关键技术的限制。SEMI 的数据显示，在这一项上，中国大陆年度支出从2022年的280亿美元飙升至2023年的366亿美元，并预计今年的支出将超过350亿美元。尽管其他市场的半导体设备销售额出现萎缩，但中国大陆需求的飙升推动全球半导体设备收入实现了恢复性增长。早在2018年，美国政府就开始阻止荷兰芯片光刻机巨头阿斯麦（ASML）向中国发货，今年1月，荷兰又撤销了阿斯麦向中国发售NXT:2000i机器和其他高端设备的出口许可证，这些设备支持先进的7纳米和5纳米工艺芯片的生产。但中国大陆仍然是 ASML 最大的市场。第二季度，该公司净系统销售额48亿欧元（53亿美元）中，近一半来自中国大陆。美国的限制让荷兰怨声载道。图为外媒报道截图阿斯麦的首席执行官富凯本周在纽约出席活动时说出了实话，他说，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限制该公司向中国大陆客户出口的行动，其实是“出于经济动机”。富凯说：“我认为，要证明此事关系到国家安全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他预计，美国主导的对华出口限制必将遭到盟友更强烈的抵制：“我们不得不希望达到某种平衡，因为作为一门生意，我们想要的是一些明确性和稳定性。”上周五，荷兰首相表示，他将认真权衡阿斯麦的经济利益：“对荷兰来说，阿斯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创新产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受到影响，因为这将损害阿斯麦的全球地位。”如今美国挥舞的“国家安全”大棒，不但砸到中国，还已经砸到日本。眼下，美国政府正在阻挠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认为这起收购案可能损害美国“关键项目”所需的钢铁供应。图为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9月6日公开表示抗议，他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收购案“非常令人不安”，“发表这样的言论或采取这类行动可能会削弱盟友之间的信任”。

吴国梁（记者 陈嘉慧）09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9月12日发布两则消息：黑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海涛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李海涛：贪婪无度，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黑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海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黑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海涛被查经查，李海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搞迷信活动，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接受宴请、旅游等活动安排，出入私人会所；违背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人事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安排下属单位报销、支付个人费用，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利益；贪婪无度，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开发、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海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海涛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2023年9月16日消息，李海涛被查。黑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海涛 资料图公开信息显示，李海涛出生于1963年9月，黑龙江巴彦人，长期在黑龙江工作，历任黑龙江省经贸委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经济委副主任、省经贸委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经济委副主任、省经委副主任等职。2004年，他任佳木斯市代市长，次年任市长，2010年任大兴安岭地委书记，2011年任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2013年底任黑龙江省委秘书长，2014年1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秘书长，2016年4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2022年1月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张祖林：甘于被“围猎”，与不法企业主沆瀣一气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被查经查，张祖林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长期政商勾连，大搞利益交换，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音像制品，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职工录用、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搞权色、钱色交易；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生活奢靡、贪图享乐，作风败坏；甘于被“围猎”，与不法企业主沆瀣一气，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祖林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祖林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今年3月1日消息，张祖林被查。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 资料图公开简历显示，张祖林，男，1959年6月出生，汉族，云南昭通人，1977年9月参加工作，198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他曾任：永仁县县长，楚雄州副州长，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局长，丽江市市长等职。2007年，他任昆明市市长，2012年任玉溪市委书记，2014年任云南省副省长，2018年3月任云南省政府参事，2022年11月离任。延伸阅读落马女官员被处分 搞权色钱色交易的老领导已被公诉5月25日，据辽宁省纪委监委消息：经辽宁省委批准，辽宁省纪委监委对辽宁省工商业联合会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翠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辽宁省工商业联合会原副主席杨翠杰被查经查，杨翠杰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长期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录用工作中为亲属谋取利益，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并购海外企业贷款贴息审核工作中失职失责；纪法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资金拨付、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杨翠杰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辽宁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辽宁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杨翠杰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去年11月3日，杨翠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据公开简历显示，杨翠杰，女，汉族，1961年4月出生，1981年10月参加工作，199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大学学历。她曾任锦化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葫芦岛市经贸委主任、葫芦岛市财政局局长等职务。2012年8月，杨翠杰任葫芦岛市副市长，2015年10月任辽宁省工商业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2017年7月卸任副主席，仅担任辽宁省工商业联合会党组成员。2021年4月，杨翠杰退休，2年后被查。值得注意的是，杨翠杰曾获得化工部巾帼建功标兵、市劳动模范、市优秀政协委员、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杨翠杰曾长期在辽宁葫芦岛市任职 图为资料图老领导已落马杨翠杰曾长期在辽宁葫芦岛市任职，并担任葫芦岛副市长3年多时间，而其在葫芦岛担任副市长时，担任葫芦岛市长的都本伟已于2022年2月落马。2022年2月25日消息，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原书记都本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都本伟曾相继在辽宁省农信联社、葫芦岛市担任“一把手”，退休后南下广东，担任一民办高校党委书记，后获聘校长。退休3年后被查。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原书记都本伟被查都本伟出生于1958年1月，早年在辽宁教育系统工作，曾任省教委副主任、省教育厅副厅长，2003年升正厅级，任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2005年起，都本伟相继担任省农信联社理事长。2012年1月任葫芦岛市市长、市委书记。2016年2月任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等职，2019年3月退休。2022年8月，都本伟被开除党籍。经查，都本伟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借用管理服务对象车辆；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违规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搞权色钱色交易，违规要求私营企业购买个人出版的书籍；违规干预插手贷款业务，违规减免返还企业税费；向群众摊派费用破坏营商环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职务调整和企业经营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财物，滥用职权致使国家遭受重大财产损失。2022年9月，辽宁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例，其中就有东北财经大学原党委书记都本伟违规借用管理服务对象车辆问题。2016年7月，都本伟向锦州某私营企业主借用1辆丰田牌轿车供个人使用，2019年12月归还。期间，车辆保险费用3.02万元由该私营企业主支付。都本伟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2年11月，东北财经大学原党委书记都本伟（正厅级）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由辽宁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沈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都本伟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都本伟利用担任辽宁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辽宁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副秘书长，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葫芦岛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葫芦岛市市长，葫芦岛市委书记，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或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在办理贷款、职务调整、承揽工程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利用担任葫芦岛市代市长、市长职务便利，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依法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前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10日宣布，俄罗斯军队8月以来已在顿巴斯地区推进将近1000平方公里。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同日称，美方正在研究解除限制乌克兰使用美制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可能性。俄军推进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包括克拉斯诺霍里夫卡、沃佳涅在内的顿涅茨克多座村庄。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国防部长安德烈·别洛乌索夫致电祝贺俄军攻下上述地区。绍伊古10日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乌克兰军队上月突袭与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州库尔斯克意在提高自己在谈判中的地位，并分散俄军在顿巴斯地区部署，但俄军加快了对顿巴斯的攻势。绍伊古还传达了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立场，称只要乌军还驻留在俄罗斯领土，俄方就不会与乌克兰政府对话。俄罗斯军队8月以来已在顿巴斯地区推进将近1000平方公里 图为视频截图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10日称，乌军在克拉斯诺霍里夫卡等地抵抗俄军。另据乌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说法，乌军仍驻守在战事最激烈的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韦两地，但他没有透露具体战场形势。乌总统泽连斯基对乌军突入库尔斯克的行动效果颇为乐观，称该行动实现多重目标，包括阻止俄军从库尔斯克方向进犯乌边境地区。不过，普京上周说，乌克兰对库尔斯克的突袭并未迟滞俄军在顿涅茨克的攻势，这一军事行动反而导致乌境内前线军力不足。美方“拱火”拜登10日回答记者有关是否会解除对乌克兰使用美制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限制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研究这一议题。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以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为消息源报道，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11日访问乌克兰期间或通知乌方，美方允许乌方使用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打击俄境内目标。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配备全球定位系统，射程可覆盖克里米亚等地军事目标。另据英国《泰晤士报》10日援引英国政府消息人士说法报道，美国政府内部要求“松绑”对乌克兰武器使用限制的官员正在极力说服拜登等人，美国政府今后数周内可能改变先前禁止乌方使用美制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要求。美国政府5月同意乌克兰有限使用美制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但仅限于与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接壤的俄边境地区，意在击退俄军在哈尔科夫州的攻势。此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个成员国均支持乌克兰使用西方援助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普京先前警告，一些西方国家提议允许乌克兰使用外国援助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是在“玩火”，会引发“严重后果”。卫星通讯社11日援引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话报道，战场形势正向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乌克兰或在某个时候承认无法支撑下去而同意谈判，“俄罗斯则将以胜利者身份出现在谈判桌前”。延伸阅读乌前总统顾问：美前副国务卿发声 泽连斯基或处境不妙综合俄新社、“今日俄罗斯”（RT）等9日报道，前美国国务院三号人物、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日前受访时间接承认，2022年俄乌代表团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谈判期间的和平协议草案之所以破裂，是美西方等盟友从中破坏的后果。对于纽兰的这一“自曝”，当地时间9日，曾担任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顾问的奥列格·索斯金（Oleg Soskin），在个人播客节目中分析称，纽兰主动披露伊斯坦布尔和谈破裂，可能意味着对于西方而言，泽连斯基现在宛如“退役飞行员”，对西方失去价值。“显然，英国军情六处和美国中情局已经开会做出共同决定，要以某种方式把泽连斯基打发走”，他声称。索斯金还特别强调，这番证词是纽兰本人所供，作为俄乌冲突的主要拱火人，以及201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的幕后主要推手，她这么说是有重要价值的。他预言泽连斯基接下来的处境可能不太妙。图为乌前总统顾问奥列格·索金斯 视频截图纽兰的职业生涯长达三十多年。20世纪90年代，纽兰曾在美国驻俄使馆任职，后来出任过美国前副总统理查德·布鲁斯·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还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拜登政府期间，纽兰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不过，纽兰更以她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而闻名，被视作“美国外交反俄路线主要设计者”“对俄罗斯强硬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她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强力反制所谓俄罗斯“领土野心”和“政治影响力”。在2013年至2014年乌克兰爆发“颜色革命”时，纽兰正是幕后的主推手之一，不仅向乌克兰承诺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担保项，还亲自上街为抗议者送饼干，为克里米亚危机和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埋下隐患。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发文指责纽兰煽动乌克兰危机升级，“没有人比纽兰更能拱火”。今年3月卸任后，纽兰仍在媒体等公开场合就俄乌局势指点江山。上述爆料内容正来自上周9月3日，她做客俄罗斯流亡记者齐加尔（Mikhail Zygar）节目时所透露的内容。齐加尔因涉嫌传播有关俄罗斯军方“虚假信息”，被判处8年半监禁，他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已经逃离俄罗斯。根据视频内容，齐加尔询问纽兰，2022年春季，俄乌代表团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谈判，美国、英国等盟友是否在阻止乌克兰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中起到了作用。纽兰回答称，在伊斯坦布尔谈判期间，美国最初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只是在需要时向基辅提供“支持”。直到谈判到了后期阶段时，乌方才开始就事态进展向美国等盟友征求意见。她补充道，当时，“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普京提出的主要条件都隐藏在他们正在起草的这份文件的附件中。”纽兰声称，莫斯科提出的条件对基辅不利，这些条款将限制乌克兰的军事能力，但不会对俄军实施类似的限制。“因此，乌克兰国内和国外都开始质疑，这是否是一笔划算的交易。而就在那时，协议破裂了。”纽兰全程微笑地说道。纽兰接受采访 视频截图俄媒认为，纽兰的这一爆料，等于间接承认了泽连斯基受到美英等西方盟友的指示，破坏了伊斯坦布尔谈判。拥有德国和芬兰双重国籍的著名企业家、文件共享网站Megaupload和Mega的创始人金姆·多特康姆（Kim Dotcom）对此怒称纽兰是“大屠杀凶手”。他曾遭美国司法部指控，在12年法律诉讼后，将被引渡到美国。多特康姆在个人社交媒体X上写道：“大家看看这个恶魔的嘴脸，她还在对着乌克兰人民笑，她承认她破坏了与俄罗斯的和平协议，这个协议本可以阻止一百多万人死亡，并归还给乌克兰更多土地。”图为多特康姆的X账号截图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曾指出，伊斯坦布尔和平协议未能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精英阶层意图对俄罗斯实施战略挫败”，并特别指出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破坏者”的角色。普京强调，乌克兰代表团团长当时签署了这份协议，说明当时乌克兰方面对达成的协议基本上是满意的。而之所以这份协议最终没有生效，是因为乌克兰当时收到了“不要这么做”的命令。他重申，与乌克兰的谈判大门并未完全关闭，他已经准备好与乌克兰再次进行谈判，“我们从未拒绝谈判，但谈判不是基于任何临时的、不切实际的要求，而是基于在伊斯坦布尔达成一致并实际签了字的那些文件。”不过，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0日表示，在将乌克兰武装力量赶出俄境内库尔斯克州之前，俄方不会同乌当局进行任何谈判。他还表示，乌方针对库尔斯克核电站实施的核恐怖活动是“最严重级别的恐怖主义行径”。